茂恒商号系由原来经营滇缅贸易的春延记、茂延记两家商号于1928年联合组成。

春延记是腾冲小西乡董官村人董爱廷、董元廷弟兄开设的，人称“西董”，经商历史悠久，清末即经营滇缅进出口贸易。茂延记是在腾冲城关四街人金绍和、王慕岩两家在原“顺昌茂”商号的基础上，于民国初年，春延记也投入一部份资本组织成立的。其业务主要从昆明、四川采购生丝，运来腾冲，交春延记再运往缅甸销售。茂延记在四川采购生丝，先是托宝源号（昆明人施正伦在成都设立的商号）在成都的簇桥丝市，照缅甸市场需要的规格做成仿丝，进行收购。之后，在四川宜宾自行设丝厂生产。茂延记具有熟悉川、滇市场的特点，春延记具有熟悉缅甸市场的特点，加上两家商号在经济上又有密切的联系，为求进一步扩张业务，聚集资金、人力，赚取更多利润，从而组成了茂恒商号。

茂恒主要股东是董爱廷、董元廷、金熙一、王少岩四家，各出资本龙元75000元，尚有出资几千元、几万元的中小股东数人。之外，董爱廷、董元廷、金熙一、王少岩各以龙元10万元，作为存入企业建号初期的资本约80万折合卢比48万盾。（包括应付借款）。股东公推金熙一为总经理，王少岩董事长。董爱廷、董元廷因年老居于二线。以腾冲为总号金熙一、董爱廷主持；董元廷驻缅甸瓦城，总揽缅甸业务少岩驻昆明，兼顾川、滇贸易，股东在职的，均有人力股。当整个企业职工，包括资本主在内共有40人。

茂恒建号初期，其业务悉沿春延记、茂延记老路全力开川、滇、缅进出口贸易，即从缅甸购进棉花、棉纱运腾冲、保山下关、昆明销售；接着在下关办茶厂一所，生产销四川的沱茶销西康、西藏的紧茶、团茶、饼茶；同时由腾冲、保山、镇康大烟，运四川重庆、宜宾、宜昌、武汉销售。在四川则全力兴办厂，除在宜宾、筠连、乐山三地自行设厂缫丝外，还在重庆、县、成都、绵阳、三台、盐亭、阆中、射洪、南充、河川、大河坝十个产丝地区设点收购。1937年是茂恒在四川采购黄丝最的一年，数量达七千担。在四川省采购出口黄丝，除茂恒商外，较大的还有永昌祥、复协和、永茂和、天增公、协丰五家号。为了协调在采购中的产品规格质量，价格数量，从1939年起，茂恒联合了以上五家组成了“滇缅生丝公司”，办事处设于重庆茂恒分号内。六家订立合约，按照一年的出口数量，统一收购，按股拨货。1940年继续订约，但只有茂恒、复协和、永昌祥三家，改组更名为“南洋生丝公司”。

1931年，茂恒商号总经理金熙一，利用中缅通商条约第八条:“中国所出之货与制造之物除盐以外，概不收税”的规定，在香港向墨西哥洋行订购白银，由香港交轮船运至越南海防，转滇越铁路运昆明，再由马帮运下关经腾冲，再转运至缅甸八募，交轮船运曼德里或仰光，售给印度商人；有时也由保山将条银交马帮运缅甸腊戍。条银每条重一千盎司（一盎司等于中国新衡0.567市两），运至缅甸，除去各项运杂费用，得纯利卢比200盾左右，茂恒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经营条银近万条，获利甚巨。

1935年时，茂恒的资本已增殖到龙元800万元，折合卢比480万盾。

1937年茂恒总经理金熙一率领部份分站负责人王昭明、杨约六、尹仲伊等去缅甸市场进行考察，决定在缅甸棉花生产区缪刹自行设轧花厂，以扩大棉花的收购加工量，同时减少了过去向印度厂商购买棉花的中间利润。

金熙一在缅甸考察期间，对缅甸棉花的盛产引起了极大兴趣，孕育了利用缅甸棉花开办纺纱厂的思想。1939年他往昆明巡察工作，对茂恒的经营方向，除继续搞好滇缅进出口贸易外，并提出投资开办纺纱厂一座的意图请董事会讨论，后决定开办二万纱锭纺纱厂一座，并向英国布拉特厂订购二万纱锭全套纺纱机，当时合同规定: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一年交货。茂恒向英国厂商订购纱锭的消息，缅甸政府得知后，曾向茂恒商号表示:欢迎该号在仰光建厂，并各方面给予优惠，茂恒商号谢绝了缅甸政府的好意，选定在昆明市建厂。

1939年冬季，茂恒总经理金熙一从昆明巡察完毕，在返回腾冲的旅途中，急病死于蒲缥旅店。

1943年春季，董事会决定王振宇任总经理，王幼熙、董辅成任副总经理。

缅甸、腾冲沦陷时，茂恒商号的物资损失较大，加上堆放保山的物资被炸被抢，战争给茂恒商号的损失约占当时资本总额的三分之一，合卢比1000万盾左右。

缅甸被日本侵占后，茂恒输缅的进出口业务亦告停止。商业的投资范围更加缩小。为此，经总号研究决定:将四川存丝就丝厂地址加工成绸销售；并在乐山购置盐灶及创办瓷厂一个；在下关加强茶厂的生产经营。茂恒茶庄生产的沱茶、紧茶，向国民政府注册使用松鹤商标。此外还开办了中型规模火柴厂一个，小型规模的粉丝厂一个，同时还开辟了从印度加尔各答经西藏、过云南德钦、丽江、到下关的陆路国际运输线，将当时国内急需的纱布、西药运来。

1945年日本投降，英国厂商应按合同规定于1946年付纱厂全套设备。因受战争影响，布拉特厂要求延期到1948初陆续交货，为此，茂恒于1948年在昆明开始建厂，将商业资本的60％，约1800万盾卢比投入云茂纱厂发展实业。云茂纱厂的股东，除茂恒以其资本的60%参加外，还向社会吸一部份资本。建厂时，全部资本为卢比2000万盾。董事会推选王少岩为董事长，王昭明为经理，李怀之为厂长。

茂恒商号随着业务的发展，分支机构，股东职工亦随之增加。

机构:建立时只有腾冲、保山、下关、昆明、曼德里、腊戍六处；之后，陆续扩充，最多时达到30多处。国内增加龙陵、镇康、凤庆、丽江、德钦、西昌、拉萨、重庆、成都、乐山、宜宾、嘉定、昭通、汉口、广州、上海；国外增加了八募、仰光、香港、哥伦堡、加尔各答等。

股东:从原来的四人增加到四十人。其来源是从在企业工作几年后的职工中，有一定工作能力，则择优选拔为高级职员，令其担负一个分支机构的业务，高级职员享有人力股的分配，在年终结帐时，人力股不提现，即可转化为资本，并成为股东。1943年后，股东中董辅臣、赵子藩二人退股。

职工:从建立商号时的40人，之后增加到近400人。

管理制度:茂恒商号成立后，其管理形式、方法，仍是旧的一套。

组织形式:成立了董事会，其权力是对整个企业的业务方法进行指导；对各分支机构负责人的任免；对年度结帐后人力股的分配特奖、普奖的提出和决定。1939年前是总经理负责，之后，在董事会下面设立总管理处，具体负责指导企业的整个业务。同时还根据地区情况，按经济流向划为几个大区，如滇西区、昆明区、四川区、国外区。各大区又有负责人，有权掌握本区内各分号的商品经营。

财务方面:从成立至1948年均采用老式帐结扎办法，每二年结扎一次，每次结扎时间由总号确定。各分号按实际收支，实物盘存和买卖往来、存券、费用开支入出总结造册，连同帐簿送交总号复核审查，总号组织专人，复查各分号帐务并汇总结册。1940年后，总号也采用新式帐，但只是将各分号旧式帐册以新式记帐法重复记载一次，旧的东西没完全革除，新的东西没有建立。1942年曾拟定过公司法，组织章程，但都没有付诸实施，形式上追求洋化，但实际上仍然沿袭旧的管理制度。

由于财务管理上和人事制度的不键全，不严格，致使上海分号的周团久，香港分号的李明德有隙可乘，分别拿走了几十万港元的资金。1948年鉴于业务的庞大，旧式帐已不能适应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，总号确定:在腾冲招收商业职工学校高中毕业生18名往昆明，聘请专业会计师训练半年，然后调往各分站担任会计。

茂恒商号的利润分配，从建立至1940年时，资本股占60％，人力股占40；1942年后，作了重大调整，将资本股调整为40％，人力股调升为60%股东参加经营的管理的，按其所担任职务，每月发给工资和享有人力股；职工在职期间，遵守号规，勤奋上进者，除领取月工资外，每年年终还可分得一定数量的奖金，奖金如不提现，可转化为资本。抗日战争后，物价飞涨，货币贬值，茂恒商号发放工资，以卢比或棉纱为折实基数，故职工的收入得到保证。奖金亦比厚，一等的可拿到年工资的二分之一，一般的亦可拿到年工资的三分之一，最少的拿到平均工资的四分之一。故职工愿意为商号兢兢业业工作，以得到老板的赏识提升。

茂恒商号在发展的过程中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除缅甸、腾冲、龙陵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时，物资财产遭受巨大损失1943年，国民党成立“花纱布管制局”，对各商号所存有的棉纱、棉花、布匹，用官价收购，当时所订的收购价比市场价低50％，再加上棉纱拿走后，不是马上付款，隔了一段时间才付给，拿到钱时，只能买回拿走的四分之一，使茂恒商号受到近600件棉纱的损失。1949年云茂纱厂已投入生产汉、李弥曾投有股本。国民党节节失败，卢汉、李弥要抽走资金，向茂恒逼债退股，无奈只有全部赔清，使当时茂恒的业务受到较大影响。

解放前一年，人民解放军进入了战略进攻，茂恒商号通过杨青田同志对云南地下党在经济上做过一定的支持。

解放后，茂恒商号的主要负责人王少岩、王幼熙、毕习之等拥护共同纲领，拥护共产党的各项政策，抗美援朝时，捐献飞机一架。1956年，茂恒商号被批准为公私合营企业，商号的负责人和职工分别安排到省、市国家单位工作；合营时，昆明的资产总值为币55000元（云茂纱厂不在内）。